如何理解“政治信任”这一概念？请结合疫情等国际时局总体谈一谈。

如果我们把政治信任理解为政府信任的话，那么狭义的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对具体政府的信任，即对政府行政部门的信任，具体来讲就是政府系统的执政理念与政府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其政策制定应充分听取民众意见，且政策产出符合民众对于公共利益的预期；而广义的政府信任通常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支持度紧密相连。

不管狭义还是广义，政治信任都是联系国民与政治机构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纽带，任何国家都需要保持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以维持合法统治和有效治理，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方有很大的共性。因此，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都十分关注政治信任，也均有大量研究讨论政治信任的概念、测量、层次、影响因素等。

此次全球抗疫是对各国政府政治制度、执政理念和治理能力等的一次全方位大考，是对各国政党、政治人物的一个大检验。抗疫措施犹如一面镜子，反射出某些西方大国的另一面。抗疫效果也反映出了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民心向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导向，奉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原则，把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放在首位，全国上下同心，社会各界齐心合力，抗疫斗争和复工复产迅速取得成效。而西方许多政党或政客只顾眼前，延续选票导向，首要考虑选票、政党私利和个人权力及资本利益。中西政治格局和执政理念高下立判，民众信任度的差距自然进一步拉大。

实际上，多年以来，国外很多机构民意调查中的中国政府超高受信任度，都是其他国家政府难以企及的，也是很多西方政治评论家不能或不愿理解和接受的。疫情加剧了本就呈现内部严重撕裂的西方政治和社会生态，经济下行和社会生活混乱更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和不信任。

西方某些政客的政治作秀也让民众难以信任。选票导向下的西方政客，甘当民粹情绪的尾巴，乱乱相生，一些国家甚至因此出现了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种族仇视、暴力枪杀以及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行径。这是很危险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将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而在中国，正是因为人民和政府相互高度信任，才能上下齐心，举全国之力迅速控制住疫情。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资源，在中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为什么中国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西方国家为何不行？

政治信任源于一国政府的治理绩效，政府绩效表现得越好，获得的政治信任回报也越高。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集中反映了这一点。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央统筹全局（政策好），地方积极有力执行（执行好），全面提升了民众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这当中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政治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福祉的政党。我们没有西方那种党派相争甚至尔虞我诈的政治内讧，执政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的政治核心理念与西方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政党、国家、公民等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着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和动员力。

面对西方质疑，用事实说话最有力。比如，很多引发关注的调研其实是国外机构进行的，结论和很多年前也是一致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进行的一项国际性调查就发现，世界各大跨国公司的CEO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有组织能力，也最值得信任的政党。

中国有一个词，叫国泰民安或家国安宁，讲的是家国一体、家国情怀。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理念。在这种文化下，中国的政府治理是一种全能型、管家型的治理，关心百姓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甚至细小到厕所问题、小学生近视问题等。而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像股份公司，受权多少做多少。因此在美国暴风雪灾难时，有美国市长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称政府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管民众缺电、断水等事务，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请结合历史谈一谈政府高受信任度背后的中国民本思想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本思想”是一个和“帝制”对应的概念，缘起于春秋战国时期，讲“民贵君轻”。但在封建社会，民情、国势等根据王权的兴衰或者“好皇帝”“坏皇帝”的更迭而变化。出了“好皇帝”，怜惜百姓，造福人民，政治清明，就出现盛世，老百姓因此能安居乐业；反之则民心丧失，天下大乱，改朝换代。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今日中国，“民本思想”已经被“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理念所取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执政理念层面实现了从“民本思想”到“人民至上”的根本转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既是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

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富裕”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央高层的讲话和文件中，这也说明了中国民本思想的进一步演进升级，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

如果从中西比较看，西方政治观念突出强调个体的、单个的人，而中国讲的是利己利他、人我和谐。中国人从来是把个人的幸福放在集体的幸福之中，有了他人的、集体的安全，才有共同的安全、小我的安全。多数中国人认可“我自律我才有自由”这一逻辑，即讲权利也讲责任，讲自由也讲纪律，讲小我也讲大我，利我与利他、我和我们是一体的。因此，中国讲民本，讲以人为本，从来都不是讲孤立的个人，而是你我他都在其中。

如何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下一步重点做什么？

政治信任的维系并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大量的研究都证实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呈现出很高的正相关，因此良好的社会格局对于提高政府受信任度和国家稳定性至关重要，提升整体社会信任度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治信任。

此外，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与政府信任之间也密切相关。中国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这些都会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接下来要在共同富裕上着力下功夫。

一是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杀富济贫”，而要多管齐下，靠组合拳。首要的就是以发展为中心，只有发展，把蛋糕做大，才能分得均衡、分得更多。

二是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明确国家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标准水平在城乡区域间衔接平衡。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统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共建共享，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三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这是提升政府受信任度和支持率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建设，多提供普惠性、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加快缓解或解决老百姓上学、看病、住房“难”“贵”等问题，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方法上注意科学精准、靶向治疗。

四是进一步解决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如改善党风、行风、文风等，如果老百姓感觉办事得靠关系、靠条子、靠票子，不得不到处求人，就会影响其切身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利于凝聚民心、激发全社会的发展活力，政治信任自然会受到影响。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这句话表明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一贯主张，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所在，比如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议题设置等。在外交或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信任构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需注意哪些问题？

恪守国际承诺、遵守国际规则，是增进信任的重要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始终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体现了大国担当、大国信用。同时，中国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组建反对他人的“小圈子”，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当前，全球治理领域信任缺失、信任赤字问题严重，对此，西方责任很大，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客肆意破坏全球化、国际合作等的互信条件。比如美国政府和它的一些政客竭力维护“美国优先”的全球霸权，置国际规则于不顾，多年来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冲突，激化了国际矛盾，毒化了正常的国际交往氛围，损害了国际信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都是促进国际社会信任的手段，获得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的体现，是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的一个路线图，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共产品。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促进国际信任与合作上做了很多，但在以西方一些政客为代表的群体眼中，无论中国做与不做，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多还是做少，都是不对，他们总有说辞来攻击中国。总之就是抹黑中国，塑造中国在世界上不可、不值得信任的形象。

德国一位作家最近出版了一部书，就把美国描写和分析为“美国病人”，一些政客既丧失基本的操守，也失去理性。这些势力日益暴露他们自私、阴暗、邪恶的一面，中国传统上“以德报怨”或者自我展示、自我辩解以期待其听得进去等等，恐怕都是徒劳。鉴于此，面对造谣、抹黑等影响自身国际信任度的挑战，中国在外宣舆论等层面要打组合拳，该讲清就讲清，该交锋就交锋，多管齐下。

与此同时，警惕西方的舆论话题陷阱，避免被牵着鼻子走。当然，更高的应对是超越美式话语陷阱，总结提炼中国发展实践，创建更多的核心概念，构建更多中国叙事。

信任构建涉及“认知”问题，如何看待不同认知之间的“难以沟通”问题？如何打破“认知壁垒”？

在政府与个体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会导致“认知壁垒”的形成。这会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谣言的传播以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叫魂》（美国学者孔飞力著）、《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学者阿莱特·法尔热、雅克·勒韦著）等著作都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保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主动公开信息、敢于直面真相、勇于承担责任、展现大国担当，才会把对政府的猜疑和不信任降到最低，从而增强政治信任。

在国与国，以及文化与文化的层面，仍以西方为例，目前的确存在认知壁垒或者说鸿沟。但应指出，中国要赢得世界不等于简单赢得西方和美国的理解和共鸣，而应更多放眼全球，更多关注美国之外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当然，美国的一些可与之谋的人，也是我们沟通和争取的对象。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朝着多极化和多向度发展是趋势，世界多元文明之花将竞相绽放。中国的发展观和全球观与美国一些政客眼中“有你没我”“零和博弈”的“比、争、斗”不同，将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超越自我，成就更高、更强、更好的中国。中国眼中的世界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擂台赛”，而是你追我赶、大家奋勇争先“田径赛”。中国眼中的全球政治系统，是一个立体多样的百花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中国人心中的政治愿景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个人幸福，家庭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