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湖南日报，2月22日第7版。正当全国上下战“疫”正酣之际，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视，更凸显出发展服务业对于我国经济杀出“疫情”重围的重要作用。那么，如何再认识服务业的重要作用？疫情对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疫情危机中蕴藏着服务业怎样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怎样化危为机，渡过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严冬，走向明媚的春天？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夏杰长。
夏 杰 长
专家简介：夏杰长，经济学博士。社科MPA学术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市场学会会长，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1.没有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难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也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
湖南日报：您好。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中间透露了怎样一种特别的信号？
夏杰长：我觉得，中央深改委近日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于推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加大服务业改革力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谓适逢其时，水到渠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显然，没有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难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也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要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依赖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服务业是制度密集型产业，对制度环境要求特别高，需要有顺畅的体制机制推进服务业发展。我国服务业领域改革长期以来相对滞后，体制机制僵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服务业部分行业垄断现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的门槛还比较高；可操作性的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缺乏；过去一些财税、金融政策、土地都是针对农业和工业部门而出台，这些政策举措很可能覆盖不到服务业领域，特别是难以覆盖新兴服务业领域。服务业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力度去推进改革。下一步，服务业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创新监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把为服务业企业减负落到实处，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以数字化改造服务业供给侧，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制造业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前几年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滞后，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都比较有限，服务贸易发展很快，但服务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弱小。实践反复证明，闭关自守发展不起来也强大不起来，服务业领域也是这样。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前提下，积极有序加快对外开放，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和成长。
服务业开放，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服务业开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战略高度，形成服务业全面开放和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创新服务业开放的新方式和新路径，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2.服务业的“逆周期性”有效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湖南日报：您是国内服务经济研究的著名学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服务经济的基本情况？
夏杰长：服务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服务业发展突飞猛进。2013年，服务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自此以后，服务业占国民经济和劳动就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服务业增速也显著快于GDP增速和其他产业增速，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基本奠定。比如：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长3.1%；第二产业增长5.7%；第三产业增长6.9%。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9%，高于第二产业14.9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9.4%。显然，在严峻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是服务业的“逆周期性”有效支撑了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我们难以想象，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服务业较高速增长，国民经济还能够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能够跨越一万美元大关。在劳动就业方面，服务业的作用更加凸显。2018年三次产业劳动就业比重分别为26.1%、27.6、46.3%。毋庸置疑，服务业已是劳动就业最主要贡献者，服务业就业主渠道地位更加巩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比如：服务业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还不尽完善，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依然较多，服务业开放度亟待提高；服务业结构不尽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适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支撑有限，以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为代表的社会服务业发展结构性短缺依然存在；基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服务创新层出不穷，但相应的治理与监管跟不上，要么简单抑制服务创新，要么任由服务创新损害市场和消费者权益，在把捏“放”和“管”的尺度上还缺乏科学和标准。这是我们发展服务业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3.服务业是此次疫情冲击最直接、最严重的领域。但是，短期的冲击改变不了长期向上向好的基本趋势
湖南日报：正因为如此，新冠疫情疫情之下，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更令人揪心。我们如何评估这种冲击？疫情是否会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向好向上的基本趋势？
夏杰长：毫无疑问，服务业是此次疫情冲击最直接、最严重的领域。
服务业涉及面广泛，且疫情何时能全面控制，还没有准确的时间节点，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部分服务行业进行分析。
一是对疫情对娱乐业影响。娱乐业消费具有人口密集、附加值较高、参与性较强等特点，疫情暴发后，绝大多数人基本被封闭在家里或小区，几乎不可能到公共场所比如影院、KTV、酒吧、文化馆等消费，线下娱乐消费基本按下了“暂停键”。而且从事娱乐业的企业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普遍资金周转紧张、房租高企，员工工资负担也较重，其困境可想而知。
二是疫情对旅游业影响。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相当大。旅游业的收入包括两类，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受疫情影响，很多国家已经停飞国内航班，并宣布了旅游警告，这个影响至少要持续3个月，国际旅游收入锐减是难以避免的。从目前疫情发展和变化情况看，国内旅游业大概要停摆3-4个月。从事旅游业的也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于游客退费或者取消预订，部分中小旅行社运行很艰难，有些旅行社倒闭也在所难免，大部分景区、酒店、民宿和旅游购物估计要4月份以后才能正常营业。连续3-4个月没有基本营业收入，对于收益率本来较低的旅游行业来讲，其冲击是致命的。
三是疫情对餐饮服务业影响。部分餐饮行业在疫情期间可以通过送餐服务减少部分损失，损失会相对少一些。但其冲击依然很严峻。每年春节前后都是餐饮业收入增长最快的时候，然而受疫情影响，无论是连锁餐饮企业还是小餐馆都普遍停业。即使未来疫情缓解，人们去外面聚餐的意愿也将显著下降，餐饮业的整体影响可能要等到疫情全面消减时才会完全恢复。
此次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短期看，的确很严峻。但是，短期的冲击改变不了长期向上向好的基本趋势。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而且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无法比拟的，我国服务业发展有着坚实基础。这几年，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已经充分反映了这个基本判断。经济服务化，是大势所趋，我国迈进人均万美元GDP国家行列后，服务业加快发展更值得期待。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以后，将迎来服务业发展的快速增长期。对我国服务业发展，我们充满着相信，坚信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局部的，严冬过后是阳春。
4.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化危为机，突破困境，寻找服务业发展新机遇
湖南日报：智者善于危中觅机，能够化危为机。疫情之下，我们是否也能从中发现一些服务业发展的机遇？
夏杰长：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化危为机，突破困境，寻找服务业发展新机遇。
受疫情影响，线下消费受到严重局限，互联网+势必会迎来一场新的爆发式增长，电子商务这几年已经展现了强大发展潜力和空间，自不待言。与此同时，远程办公、数字政务、虚拟会务、虚拟商务、网络会展、线上教学、网络直播等数字化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甚至还有爆发式增长的趋势。这种基于数字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商业模式，在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将会明显加剧，服务业发展迎来了新潜能和新机遇。这种新机遇和新潜能，可以一定程度弥补线下服务消费冲击的损失，但是这些线上服务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和提供的税收收入都比较少，我们不能无限拔高其作用，更不可能替代线下服务消费。
5.要改变服务业发展的传统思维，要创新思路，找准举措
湖南日报：疫情对线下服务业冲击不言而喻，我们现在强调一手抓严控疫情，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服务业应该有什么新思路和新举措？
夏杰长：目前看，线下服务消费或者依托实地场景进行体验消费，依然是最主要的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下服务业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毋庸回避。现在的问题，是在严控疫情的同时，改变服务业发展的传统思维，创新思路，找准举措。
一是分区分类施策，应该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地区逐步放开服务业管制。服务业虽然具有聚集性特点，服务业延期开工是防范疫情扩散的最佳选择。然而，全国不同省份的疫情扩散风险不同，有些省份新增病例持续减少甚至零增长，对这些地区可以适当放宽限制政策，在做好省级人员流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可以将省内服务业复工有序放开，避免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对疫情较轻的地区服务业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二是强化金融支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要灵活运用无还本续贷、应急转贷等措施，支持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稳定授信，银行机构要对其到期贷款予以展期或续贷。优化业务流程，开辟服务绿色通道，加大线上业务办理力度，简化授信申请材料，压缩授信审批时间，及时为企业提供优质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三是提供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服务业部门（交运、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等）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连续两个季度给予受损服务行业以财政贴息，纾解企业困境。
四是在服务业率先推进“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制度。在经济较发达、技术较先进地区，可考虑建立“服务业人工智能提升实验区/示范区”。大力降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重复劳动和现场工作量。
五是大力发展创意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在文旅、商务和人社等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展开国家级和省市级的服务创新能力培训和教育体系重构，努力实现“创意阶层的崛起”，打造定制化、专业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服务业。
六是推动智能化创新，提升服务业多样性。优先引导物联网、5G和区块链技术改造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建设服务业的迅捷生产模式和现代物流体系，包括线上线下协同的生产体系和灵敏化物流体系等。积极开启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服务。智能服务领域正逐渐扩展到物业等服务业领域，例如基于3D激光导航系统和视觉分析的机器人，能够自主巡逻、自动充电、检测周围环境、与业主及物业服务人员互动等，配合机器人平台使用可以进行车辆、人员、保洁、绿化、环境等方面的管理和风险预警。在疫情特殊时期，服务企业可建立智能信息沟通机制，利用已有的自助入住登记系统和机器人，减少人与人的接触，通过智能化转型来安全经营。
6.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是疫情之下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突破点
湖南日报：那么，疫情之下，服务业发展的突破点在哪里？
夏杰长：我认为，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是疫情之下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突破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更要强调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以此为服务业发展的突破点。
在技术进步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国民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攀升，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战略地位和引擎作用不断凸显。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全面嵌入服务业领域，将打破我国传统封闭的服务业业态，促进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互动发展，推动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交融互补，不断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为服务业发展赢得新的机遇和潜能。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技术进步主要依托制造业。如今，服务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几乎是与制造业领域技术进步同步推进和运用，我们必须把技术进步作为服务业发展的“引爆点”。技术进步解决了服务业发展效率和便利问题。但冷冰冰的技术，不可能代替服务业的人文关怀。服务，需要温度，需要爱心。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不仅要强调服务过程的温度和爱心，更要检视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短板：人文关怀服务业的缺失。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养老照料、智慧社区、心理疏导、亲子教育和家政服务等，都属于人文关怀服务业，与寻常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石。长期以来，我们总觉得这些投入缺乏直接的经济效益，对这些领域的投入缺口较大。这次疫情冲击，更加暴露了我们在这些领域的短板，亟待加强和改进。服务业发展，我们不应只看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要看到它对劳动就业和居民生活便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7.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都是现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开偏废
湖南日报：是否可以说，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是支撑中国经济前行的两条钢轨？在寻求服务业突破的同时，要如何让二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夏杰长：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有现代产业支撑。我国已迈入人均GDP一万美元大关，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强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都是现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开偏废。服务业的突破，既依赖于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依托并服务于制造业。强大的制造业，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突破又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利器，二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产业融合，竭力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制造服务化，就是要鼓励制造业把自身的产业链条向服务业延伸，提供更多增值服务。而服务型制造主要是指面向服务的制造，比如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反应，进行定制化、精准化、高效化的生产，实现生产和消费的有效整合。
